华夏银行嘉定支行(清王朝可怜吗)

1. 华夏银行嘉定支行，清王朝可怜吗？

不可怜，还很可悲可恨！

满清王朝最大的功劳，就是为我们带来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对于西藏的各项制度的完善，颇有功绩；康熙年间出兵台湾，彻底解决了台湾郑氏割据政权，在台湾省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甚至在晚清以左宗棠一人之力，收复伊犁；雍正皇帝通过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历史已经成为事实，不能改写，该有的功劳不会忘，但总体上清王朝功小于过。

如果没有满清入关，封建的君主集权制度或许就能早点结束，或许清朝政府所谓的功，说不定别人会完成的更好。

就比如明末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知，已经开始反思“正统”文化，抨击君主专制”。

被扼杀的民权思想明末的李贽就以“贬尊抑圣”的方式对君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无论是君主或圣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飞远举”，也常怀“势利之心”，人类天然平等，但个性各异，趋利避害，人人皆同，“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告诫人们“勿高视一切圣人也”。黄宗曦在其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非常鲜明地将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源。同时代的王夫之也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明清之际这股怀疑、揭露、批判专制制度与倡导平等、民权思想的人文思潮，是早于欧洲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

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完全可以找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雏形成份，如人民权利、权力制衡与监督、代议制等内涵。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对后世的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都曾起到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但是，这类明清之际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被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无情打压，正常的社会发展受到外力阻挠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致命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远离政治的训诂考据一途。康、雍、乾数朝大兴“文字狱”，以“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压制言论与思想学术自由，将“大一统”式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极至。

虽然结束明王朝的统治，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也“功不可没”，但他的存在，也代表当时农民利益敢于向地主阶级造反了。历史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总是被动的牵制于很多无奈巧合了。

封关锁国

明朝也施行过海禁，但却是张弛有度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倭寇，随着倭寇的剿灭，又积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隆庆开关”就是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进行海外贸易。

明代的海禁只禁止中国民间私人出海贸易，但欢迎外国人来华贸易。不过这种海外贸易必须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即所谓“贡舶贸易”。虽然明朝海禁也让对外的文化和技术交流，也有一定抑制，但大体发展方向是健康的。

而清朝的禁海令，是真正的封关锁国。顺治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产尽给告发之人。乾隆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须同外国进行贸易，规定只开放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而且只允许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

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总之，就是中国民间私商不能出海贸易，外国商人也限制来华贸易。

虽然名义上封关锁国，使得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却还有一个港口可以对外通商——即十三行控制的广州港。无良商人以洋药名义，或走私、或暗中夹带、或贿赂十三行人员包庇放行。将大量鸦片运来，逐步向国内扩散。

鸦片严重毒害中国军民；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形成逆差，白银外流，国库空虚；破坏中国的传统自然经济，使得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为西方殖民经济的入侵创造条件。

鸦片贸易是西方殖民者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是撬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是中国近代苦难的开始，也是中国封建落实制度在西方工业革命后必然落败的注脚和开始。

虽然林则徐禁烟成功，却又让西方列强有了入侵中国的借口。

割地赔款

从南京条约开始，清朝就开始了割让之旅，从香港岛到台湾省就没有大清朝不敢割的地方，正所谓犯我大清者虽远必赔!

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建造的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给烧了，清王朝为了达成和平，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慈禧太后为了“减损”，在被侵略的第二年，由清廷颁布她的上谕“罪己诏”中说：

“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赔款一事，不得不通盘筹画。此次兵事，各处财物毁失过多，且敝国地利商务，向未开通，一时不易筹集巨款……尤望贵国始终玉成，商同各大国，允将赔款酌减数目，宽定年限，另筹妥法摊偿”。

清廷力图通过这份国书，乞请各国政府减少中国赔款，但仍然充满了对列强屈膝乞怜的软弱姿态。

列强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明末本将来临的变革，因为满清入关，社会又被纳入回了传统的轨道，历史注定我们将会遭受这一切。

华夏银行嘉定支行(清王朝可怜吗)

2. 上海到底有多大？

小时候这首歌是这样唱的，“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就是那么巧，我就是那个出生在西双版纳的上海孩子。幸运的是，我父母是上海农村去西双版纳插队落户的，两个人都是上海人、没有和当地人恋爱、结婚，所以也不必离婚。1979年，他们就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回了上海。

上海到底有多大？这是我这40年以来，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下我的感受。

小时候，我住在上海的西郊，如今的古北新区附近。80年代的上海西郊还是一片农田，从村子里走到大马路虹桥路，需要大约1公里的样子；然后可以搭乘57路公交车；到江苏路，再走大约1公里样子可以到学校。

那时候我是个从乡下来的农村小姑娘，去上海读寄宿制的学校。每到周末，我妈抱着一堆衣服和苹果，把我送到57路车站，然后我下车就要自己抱着衣服和苹果，走一公里的路程，去学校了；开学时候，还要抱着被子和床单之类的去学校。

不过那时候不觉得苦，我觉得住校读书，是挺快乐的事情，一个宿舍寝室里有8个女生，我们关系都很好，有时候晚上10点熄灯了，我们还偷偷在被窝里聊天。

那时候，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候57路会堵车，可能需要两个小时，我觉得从家到学校距离好远好远。

到了90年代，我到位于卢湾区的淮海路嵩山路读书，就需要换两辆公交车，57路、换71路，有时候还乘坐911路双层车，可以直接到嵩山路。

那个年代，读书也开心，我和闺蜜，还有两个男同学，原本搭乘71路的这段路程，经常是几个人说说笑笑，一边聊天一边走路回家的。

我和闺蜜还去江苏路上夜校，每周大概有三天的样子，我们经常聊学校里的八卦；当然我们也在夜校里认识了一些朋友，有时候晚上他们带着我们逃课出去聚餐。

不过我们除了偷偷去玩，学习还是没有放松，以至于后来，我们那个夜校的班级，大概只有我和闺蜜拿到了毕业证书。

那时候觉得，原来江苏路一点也不远，淮海路才远。不过那时候的公交车、堵塞情况好像好转些，去淮海路嵩山路也只要一个小时。

2000年左右，我去过杨浦区，也去过浦东新区陆家嘴上班，我才发现，原来江苏路、淮海路离家都不算远。

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很多同事，有很多好朋友；也和其中的1、2个，萌发着爱情的种子。

我仍然喜欢和朋友、同事们，下班后胡吃海喝、聚会聊天；出了校园，来到职场上，年轻的我，其实过得混混沌沌。

职业的定位并不容易，我一直在行政和销售工作之间徘徊、选择，当时做过保险代理人、办公家具销售；也做过销售助理、培训部助理。其实单纯的行政工作、或者单纯的销售工作，我都不适应。

那个年代地铁二号线通车了，虽然上班地点，比以前读书时候更远，但是单程的时间还是差不多1个小时。

2005年，我已经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任务，等孩子断奶后，我重新回到了职场。我找到了符合我定位的职业：渠道销售，从此事业开始顺利起步。

2007年左右，由于工作需要，我要到郊区青浦区工作，单程需要3个多小时。我需要先从家里坐公交车到人民广场、再搭乘到青浦的长途车、到了青浦再搭乘当地的公交车，当天来回的话，路上要花费7小时。

后来，我经过了家人的同意，举家搬迁到青浦，才解决了上班路程远的问题。当时我每天9点上班去银行，4点下班后（郊区下班早），就和先生一起去青浦各个小镇闲逛。

我们到白鹤买草莓、到莲塘买西瓜，有时候也到朱家角去吃熏拉丝、河鲜，小日子过得很是悠闲。

2009年左右，我做了大区经理，管辖银行的范围更广了，奉贤、南汇、宝山、金山，我都去过，我才知道，上海原来那么大。

随着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远，我的见识也越来越广，职业发展越来越好！我这才真正意识到，上海是真大呀！

生活总是给你一颗枣，又给你一个棒子，当我职业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婚姻出现了问题。

2010年，我离婚了；同年，我学会了开车，也买了车，对于我而言，出行更方便了。

我经常开着车，带着单位的小伙伴们，去走访银行网点、或者去旅行，我也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各种公园，比如崇明的森林公园、奉贤的碧海金沙、金山的城市沙滩、朱家角古镇等等。

离婚后的两年时间里，我是特别的不适应的，甚至一开始半年，都没有告诉我父母离婚的事情。我想着，再不适应，也得适应，努力工作、带好小孩，我可以做到！

那段时候，一到周末我就开着车到处走，其实也是不想停下来胡思乱想。然后，我慢慢缓过来了。离婚2年以后，我逐渐恢复、重新找回了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上海有多大？6340.5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

从上海靠近最西边的东方绿洲，到浦东新区的滴水湖，要110多公里，开车需要2个小时，搭乘地铁需要2-3小时，搭乘公交车就可能需要6-7小时。

从上海靠近最南边的奉贤海滩，到崇明岛的东平森林公园，有145公里，开车需要2.5小时，搭乘地铁转公交需要5小时，搭乘公交车可能需要7-8小时。

有一次，我和家人们搭乘高铁去无锡度假，到无锡只要50分钟，家人开玩笑说，以后实际上我们周末约在无锡，和约在人民广场也差不多，哈哈。

2012年后，我也谈过两次恋爱，不过都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以分手告终。2015年后，我的渠道经理的工作，也受互联网影响，收入逐步下降；2019年，我辞职，离开了工作将近20年的职场。

年过40的我，现在对自己事业有了清晰的规划。我不再像20多岁时那样混混沌沌、也不再像30多岁时那样风风火火；现在的我，变的稳重、有了更多的包容性。

上海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很喜欢！如今的上海，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改革开放40年，我正好亲历这种种变化，我看到上海逐渐演变成更为现代化、更有魔力的城市，吸引着无数的人才！

不过，无论上海有多大，终究广厦万间，夜眠七尺，回到最初的那首歌：“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

3. 湖南宁远旅游这么火？

宁远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郁的县城，光体现重视教育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就有三个，在湘南地区展现出了夺目的光彩，很适合带正在读书的孩子过去瞻仰一下，沾沾灵气。

1、宁远文庙

始建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明、清两代历次重修，是中南地区始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文庙，南北长170.8米，东西宽60.2米，占地10282平方米。

大成门

大成殿

崇德祠

石柱龙雕

2、云龙牌坊

云龙牌坊，位于距离宁远县城20公里的湾井镇路亭村，始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为为旌表王氏宗族的明弘治七年（1494年）进士王性所建。距今已有300多年，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坊高14米，宽14.3米，进深4.35米，全木结构，歇山顶单檐，檐下宝顶。檐枋上木雕人物，飞禽走兽，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云龙牌坊正中主楼的屋檐下，依层递减，装饰着八层精緻、小巧的如意斗栱，在每个坐斗上，装饰着一朵不尽相同的木雕花朵，显得十分精美。整座主楼就像一个巨大的、结构有致的蜂窝，非常壮观，这就是古建筑中的蜂窝斗拱。斗栱下的木枋上，装饰着有九个人物的园木雕，这九个人物就是民间俗称的“九八仙”，他们是八仙和寿翁九人。八仙寓意的是“聪明与智慧”。寿翁代表的是长寿，古代有“智者寿”之说”，九“八仙”就寓含了“智者寿”这种意思。

九人之下是天庭、龙王、雷公、电母、二郎神等神仙。再下一层是老幼与摇钱树、聚宝盆的画像与牌坊名“云龙”。古时，对考上进士的人有“鲤魚跳龙门”一说，龙门就是皇帝龙庭之门。云表示天，进士及第后，民间常有“一步登天”之说。进士榜是皇帝钦点的，进士即为“天子门生”，“云龙”二字暗含“进士及第，天子门生”之意。

牌坊名下是双龙、花卉宝瓶、双凤、狮子，左右两侧为金龙、麒麟。

祠堂为三开间，每个开间门上均挂有牌匾。该村所出名人包括明弘治七年进士王性，清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定元，清乾隆三十四年武魁王者弼（对应下图“广东元帅”牌匾），道光甲申年进士王建中。

牌坊与王氏祠堂相连，王氏祠堂内厅堂广阔、壮观。门厅上建有戏楼，是湖南民居的一大特色。旧志记，历代祭舜官员文人墨客，常在此小憩，曾与村人唱和吟咏，留有不少诗人题墨。明代地理学家、旅游学家徐霞客曾在此住宿两晚，并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述了美丽的九疑山。

3、久安背翰林祠

久安背翰林祠(又名翰林祠牌坊，久安背木牌楼)，据考证始建于宋代，系为记念宋太常博士李世南所建（李世南于宋真宗祥符元年(1017)乙卯科登蔡齐进士榜，授大理寺评事兼太常博士，宝元元年受诏升理寺丞正。后世为纪念李世南而命名为“翰林祠”。）后于明朝永乐年间，清同治光绪多次修葺。翰林祠占地1856.32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纵深七进96米，宽20米，为一坊、一门楼、一戏楼、五厅堂、五天井、两厢房，支架立柱72根，大者两抱，高9米，共10根，其余粗均一抱。门牌为全木结构,高10米,宽14.5米,深4.5米。久安背翰林祠前修有四柱三楼歇山顶全木结构木牌坊，主楼檐下饰七层如意斗拱，两附楼檐下饰四层如意斗拱，枋额为“翰林祠”。

过木牌枋为翰林祠三开大门，门后建有八柱全木结构歇山顶戏台，戏台两厢及楼上建有厢房，中央是长方形天井，两侧设有便门，以疏散看戏、集会的人流。

过前厅，经天井到中厅，再经中厅过天井而到上厅，均为硬山木结构建筑。上座连续在下座的后厅后，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相隔。全祠大木构架采用穿斗、抬梁式混合木构架。梁架上有动物花卉雕刻，翰林祠除上座后厅为供奉李氏历代祖妣神位专用外，其余各厅均为村人公益活动场所。

4. 为什么说两国交战？

我们在看历史剧之时，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剧情，虽然周边尽是敌军的虎贲之士，环顾皆为森森的刀枪剑戟，却依然有人能够面不色改地站在敌军主帅帐内，跟对方一帮披甲持锐的将士们侃侃而谈，互喷互怼。

这人倒不是心大、胆儿肥，而是人家的职业比较特殊——使者。

在古代，即便对方主帅再痛恨眼前之人，大多人却不愿下令砍了对方。因为在军中一直流传着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这就等于是给交战中的使者，戴上了一块金灿灿的免死金牌。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给力的潜规则呢？历史里面，有没有不守规矩的伙计打破这个规则，不讲武德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古时候，不怕死的使者是怎么练成的？

不斩来使的原因

人类的历史发展，伴随着无尽的战争和纠纷，而史官对于战争的记载，往往是不遗余力。

在历史记载当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最初的版本，发生在楚、齐、宋这三个国家之间，当年，这三个国家搅入了一场斩杀来使的恶性事件当中。

公元前596年，楚庄王（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那位）派使者申舟出使齐国，当时楚国正处于上升期，加上春秋时期的大国都喜欢讲究个霸气。

因此楚庄王在使者临行前交待，你去齐国的时候，不要向宋国借道。

楚子使申舟聘於齐，曰：‘无假道於宋。’亦使公子冯聘於晋，不假道於郑。

领导的这个交待，直接让申舟崩溃了，老大，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咱们跟宋国本来就不对付，去齐国还必须经过宋国，你让我悄无声息地溜过去，不打招呼，那人家发现了的话，不砍了我呀！

楚庄王倒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拍了拍胸脯，然后告诉申舟，你放心去，没事，真出事儿了，我带一票小弟，给你报仇，这不就成了。

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

申舟当年，绝对是怀着必死之心去的，在将儿子申犀托孤给楚庄王之后，申舟就踏上了去齐国的不归路。

跟他之前预想的一样，到了宋国地界之后，果然就出事了。

我的地盘我做主，宋国这边得知了申舟等人到来的消息，觉得楚国出使他国，这没什么，但路过自家门口进来不打招呼，这是对自己极大的羞辱。

你不给我面子，我就砍了你。就这样，在宋国大夫华元的极力鼓动之下，宋昭公派人灭了这支使团。

被打脸了的楚庄王得到申舟挂了的消息之后，愤怒至极，申舟是使者，杀申舟就等于对楚国宣战，于是，楚庄王立即发兵讨伐宋国。

“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左传·宣公十四年》

宋国被楚国围困了九个月，不久就扛不住了，于是便派人出城去向晋国求救，晋国呢也不敢得罪楚国，便派出了一位使者——解扬，去给宋国加油打气。

解扬在途经郑国之时，被抓到送到了楚庄王跟前，楚庄王告诉他，告诉宋国，晋国不会发兵，赶紧投降吧。

解扬答应了之后，却在城下忽悠宋国，同志们，再坚持下，晋国救兵马上就来了！

虽然楚庄王痛恨解扬不守信用，但最后还是放了这位使者回晋国去了，而打了针晋国鸡血的宋国，在激情退却之后，也不得不服软。

宋国派遣华元作为使臣前去楚军大营，这用意就很明显了，就是这个家伙让我杀你家使者的，我如今给你送过来，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但华元本人却没有申舟那样赴死的觉悟，他趁夜潜入楚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两人在子反的卧榻之上，最终达成了楚军退后30里地的停战协议。

最终，楚庄王同意停战后退30里，但代价是华元入楚国为质，作为两国的和平保障。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便是来源于此处，而形成这样一种规则的背后，主要还是春秋时期的“礼”制风行，不过背后更是利益的各取所需。

毕竟古时候，没有电话、电报、大喇叭，想要传递点儿意思，总得要人去传达吧。如果使者每次去了，都有被杀的可能，这职业变成了一次性用品，那谁还敢当使者，双方沟通也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因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个潜规则，说到底，还是因为使者的实用性是大家历来公认的，因此，杀掉使者坏规矩的事儿，一般大将们都不愿干。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斩杀使者的例子也不少

俗话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统领军队的将军，有几个是真怕事儿的。在历史上，杀使者，不讲武德的事件，自然也有不少，历史当中，要数蒙古的使者危险系数最高了。

花剌子模：

公元1217年，一支蒙古商队在去往花剌子模国的途中，被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的侄子给劫杀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这帮人是奸细。

当时的蒙古人，可不是辽、金时代那样，任人欺负的了，人家后面有位大哥——成吉思汗，他的脾气可不是一般的暴烈。

成吉思汗自认为自己闯下来的名号，足以够压垮对方的尊严，于是便很嚣张地派出了三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国兴师问罪。

这三名使者代表着成吉思汗的愤怒，因此在花剌子模王的朝堂之上大声斥责对方，要求花剌子模王为此事负责。

结果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给出的方案是，下令砍掉这三名使者的脑袋，将两位副使剃掉胡须，羞辱一番之后，放了回去。

花剌子模王这是在玩火呀，成吉思汗得知消息之后，很生气，后果自然也是很严重的。

公元1221年，蒙古人的铁骑踏破花剌子模国的首都——玉龙杰赤，随后对玉龙杰赤进行了残忍的屠城，这座有着两百万人左右的大城市，顿时灰飞烟灭，只留下了10万匠人、妇孺儿童，和5万青壮士兵被征调从军。

高丽：

公元1225年，跟蒙古关系一直不错的高丽国，两者的友谊小船突然翻了，高丽国趁着蒙古打西夏之时，悄悄地将蒙古使者悉数斩杀。

随后成吉思汗攻打高丽，高丽认栽，然而，等蒙古军撤退之后，又斩杀了蒙古留下监督的72名使者。

随后，两者便再次开始不死不休地纠缠，一直到后来高丽国搬到江华岛上，扛不住，最终投降服软。

日本：

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八年，元朝曾先后六次出访日本，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觉得蒙古如何强大，而且刚开始，蒙古使者的态度还算低调，日本看对方大老远漂洋过海来看自己，也没为难蒙古使者。

然而，后来南宋被灭之后，忽必烈便有些飘了，因此派去日本方面的使团态度，也开始强硬并趾高气昂起来。

结果当时北条时宗就上火了，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一怒之下便把来送国书的元朝使团三十多个人全杀了，只留了四个高丽水手回去报信。

后来，元朝渡海征伐日本数次，最终失败而归，不了了之。

结语

总的来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

两国交兵之时，杀不杀对面派来的使者，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和态度，以及在战争背后的需求，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那肯定会彬彬有礼，大谈武德，不斩来使；

但如果双方的矛盾极大，属于你死我活之时，谁又会理会那么多规则呢？敌人都送到门口了，还不剁之！

5.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

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罪行就是禽兽不如，毫无人性，种种的残忍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性给暴露出来了，日本人内心里面就一直有个魔鬼！

日本几千年来学习中国儒家文化，没有学到内核，学到的就是儒忠，没有学到仁爱精神！在日本这个地震频发的恶劣环境中，你让日本人有仁爱绝对不可能的，这环境只能催生自卑和危机感，看看邻国周边占据这么好的领土，为什么日本人却在一块这么烂的土地，资源又贫乏，日本人变得好勇斗狠，认为用武力抢夺别人的就是对的，时间一长心理扭曲的厉害！学习了中国上千年的去加油文化，以为能用儒家改变日本人扭曲的心性变得仁爱，可日本人却把儒家文化给变种了，特别是忠的精神，变成了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上司可以任意剥削和惩罚下属，下属不能反抗，不然就是不忠！如此压抑的社会和欺凌，自然在面对更加弱小的国家和人时，会残忍的欺凌弱者达到心理的平衡，说白了日本人就是如此，上千年的教化都没有把它们教成好人，反而让它们扭曲的心理有了一层儒家文化的外衣，日本人就是服从强者欺负弱者，从来没有变！

日本自从日俄战争大赢家沙俄后，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就是东方的领导者，那么曾经的东方领导者中国就成了它们发泄的对象！既然我日本是新的东方主宰者，你中国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不能反抗，没想到中华民族面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势要把日本人赶出去，日本人愤怒了，所以残忍的杀害无辜的中国民众，实行“三光政策”，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但用武力来震慑往往达不到目的，何况如此禽兽所为，更不能让中国人屈服，日本人最终还是战败了，到现在还没有对曾经的罪行忏悔和道歉，就怕中国人找它算账，如此扭曲的变态心理，也只有日本人有了！